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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迷情（第22页）

的大地上培护新的地皮！

一部分人说自己不看中国书了，但他们又是在汉语言环境里生长出来的，不仅说汉语，写汉字，而且穿汉民族的服装，生活在汉民族的社会，心里想的也是怎样在汉人社会里立万、赚钱、扬名。

一部分人批评着杨绛、贾平凹、汪曾祺，甚至孔子、老庄，自己却拿不出一点点富有原创性的作品来。

更甚的是有一些人，也把传统文化理解了、消化了，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从而超越了这个传统文化，但就在这时他们变得不可一世了，充当起了全盘反传统的打手，与传统文化势不两立，忘记了传统文化多年来曾经给予自己的那些营养。

这大概是一种策略，想把自己造成一个星外来客似的，一鸣惊人。

最坏的则是一边反传统文化，一边将西方文化生吞活剥地复制、移植过来，进行支离破碎的分解，让人陷在一大堆名词中不得要领。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位天才、大师都先是很好地继承了传统文化，有了这个底才见其厚度、广度与深度。

可怕的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后，中国的后生再难看懂古籍古书，或者断章取义、食而不化，对其中的精髓已不得要领，对传统文化本已隔膜太深，文章里只有活气、锐气和一点很浅很直的灵气，而没有地气、底气和大家胸怀，现在又受到长期以来激进反传统思潮的误引误导，浮在表面和表象上，浑身失重，沉淀不下。

这样的社会气候与环境，怎能涌出自己时代的大师呢？

因此，真正优秀的中国作家都首先吸收、消化了传统文化，把前人的东西融解为自己的血脉后，拥有了强壮、牢固的“根基”

，才去慢慢消化外来文化的，这就不至于头重脚轻、浮肿虚胖，而能自成一家。

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透彻、深刻、圆融的理解，又怎么能开辟出这些新天地、新境界呢？

相反，那些一味反传统的、缺少根的人，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大抵会因先天性营养不良，或大补得七窍流血，被席卷而去，创造不了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只算是潮头上一朵随即爆开就碎散不见的浪花！

我们要想是健康的，有定力的，在面对别家文化时有胆量、有信心、有能力去吸纳它们，真正消化掉，而不闹病、不发狂，实在太需要一个“根”

了！

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界限打通，反思人之为人的限度——这种限度许多时候是先天的，难以克服的，从“原罪”

里引申而来，外界的压迫只使它千变万化，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一类作家作品的内容更多地选择那些永恒的主题：爱情、死亡，开掘人性的深度、限度。

因而，他们更像是“为艺术而艺术”

的，更注重作品的趣味性、人间性、娱乐性，以其审美的价值“装修着人类的心灵”

，以别于另一类“为人生而艺术”

的作家。

后类人的作品中更多的是“说教”

，过多地受到它的时代环境的制约，在当时起到了极大的社会效用，这种环境尚未消失或者重复再现时，作品才有一定的生命力，一旦它不复存在后，作品的生命力就衰弱或抵消了。

鲁迅以及鲁迅的重子重孙们走的正是后一条路，20世纪占据中国文化主流的也是这一个。

这类人发展到后来，由于失去了鲁迅那代人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涵养，作、晶更多情况下成为单纯的说教，想像和思维、情感只留在现实的地面上，或者只能做虚伪、无力的“升华”

，而无法把现实与历史进行糅合，作出洞照，从中超越出来。

不仅如此，他们举起鲁迅，当他是“旗帜”

，但心态却十分狭隘，只认自己是惟一的正统20世纪的“正统”

落实到“说教”

上，其表现之一就是激进的反传统。

不难理解，他们需要把前者“踩”

扁“踩”

烂。

最伟大的作家都是为人生而艺术，更为艺术而艺术的。

前者保证了作品的思想性、原创性、撼动性，后者则保证了作品的恒定性、卓绝性、传世性。

在这里人生和艺术包容传统，紧紧地围绕着这个“根”

进行创化与再造，最终可以归于一个“美”

字。

“美”

是不朽巨著的灵魂！

人间唯有“美”

本身能构成永恒，不可超越、化用与替代——康德、牛顿全被后人消化掉了，莎士比亚、贝多芬却亘古常青，他们自成完足的世界！

美的儿女

钱钟书、金庸正是这样的代表，是20世纪后半期杰出的中国作家。

因为他们，我们这个时代才有了经典性的作品，堪与其它任何时代媲美。

金庸的武侠小说全逗。

人物多在江湖上扬名。

唯一的例外是《鹿鼎记》中的韦小宝，金庸偏爱他，不仅让这个王八蛋搞到七个如花似玉的娘们，而且让他扬名江湖和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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