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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痞子文化以王朔为例（第23页）

进而，它向我们透露在王朔的精神、意识深处并无什么宽容，他更不解现代意义上的“宽容”

究为何物；后来生计上的不易又把他抛进严酷的纷争里，商人之本性日益显赫，当“作家”

也是奔着钱财去的。

所有这一切混和起来，又使王朔对于物欲过分“贪婪”

，不能养成终极意义上的形而上超拔境界，一当面对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时，又不懂遮羞藏丑，像余华谈到他的时候所说的，“挺真诚”

，结果赤条条上阵，丑态百出、丢人现眼得那样理直气壮，把其他“小丑”

全给比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势下，王朔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也就免不掉了！

有了上面的分析，依照王朔作品里表现出来的趣味、意识，若是硬性地给他划一个“阶级”

成分，不妨称之为“资产阶级”

——王朔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

据王朔自己讲，“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技术，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

，这样我们就有了像王朔那样的疑问：他们莫非都在努力证明自己是“短命的”

？

幸好王朔的年龄还不太大，他也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心灵深处的确是诚实的，见识上不去没关系，已有作品的短命亦无足叹息，今后怎样做那才是要紧的。

所以我才想在这儿把郎吉努斯《论崇高》里的一段话献给他，所有的“资产”

、“非资产”

“阶级”

无妨共勉：究竟人才的败坏应当归咎于天下太平呢，还是更应当归咎于那无穷无极、占住我们全部意念的战争呢，还是进一步归咎于今天兵临城下、围攻我们、蹂躏我们、霸占我们的情欲呢。

要知道，金钱的贪求，（这个毛病，目前我们大家都犯得很凶）和享乐的贪求，促使我们成为它们的奴隶，也可以说，把我们整个身心投入深渊。

惟利是图，是一种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乐，更是一种使人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毛病。

人们一崇拜了自己内心速朽的、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上述的情况，就必然会发生。

他们再也不会向上看了；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于名誉的爱惜，他们生活败坏，每况愈下，直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

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

在这样多灾多难的时代里，我们还能盼望有这么一个不偏不倚、不屈不挠、富贵不淫的批评家来批判地接受那些可以永世长存的伟大作品吗？

三、王朔与《我看老舍》

王朔不仅写了《我看金庸》，还写了《我看鲁迅》《我看老舍》等。

他每看一次就要闹出许多笑话，把自身的“无知”

暴露得相当真诚。

在他谈论同行们的那些话里，一多半是相当决绝的，要么“是”

要么“非”

，“是”

与“非”

无可调和，这的确得益于“左翼文学”

的熏陶。

而他接近同行们的方式也比较古怪——他是下死了决心不想看别人书本的人，实在要读一读的话，碰见气味和他不投的，大体上也都是看不完就认定它们不好，轻易地满盘否定掉了。

对于老舍，他依然如故，把许多复杂的事情混起来谈，谈得那样轻率、武断。

他甚至认为老舍自杀的原因在于我们太在乎作家人格的完整了，“说惯了大话，把自个将在这儿，逼得很多人东西没写完只好去做烈士”

。

既然这样，王朔就问：“这个人格对作家真那么重要？简直无可选择，要么留取丹心照汗青，要么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他觉得要是让他选，绝对会取后者，认为前者不可行。

因而，他不必为这么一个虚假虚妄的、外人相加的“人格”

轻视了自家性命，只有放弃“人格”

，极力忍住，学司马迁，即使被皇上骟了，也不急着死，而是写出象样的东西，他觉得这才是上上之举。

老舍呢？他如果不是傻逼那至少也算个傻冒，死得太急，太想当“烈士”

，太想着“留取丹心照汗青”

，结果那部只写了八万字的《正红旗下》未能写完，由于这，现代文学史才显得“这么寒碜”

。

要知道“作家的命运是沉浮不定的，作品都是活着的时候写的，要产生伟大的作品首先的条件是让作家活着，别老拿生死考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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