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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痞子文化以王朔为例（第25页）

这个条件就是，他无法思考了，他的创作只能写“旧社会”

的黑暗，或“新社会”

的美好——细节上可以千变万化，大框框却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定。

有了这样的限定，他就有了不得不死的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对于那个标榜为“新社会”

的时代，他已经无法认清，从而彻底绝望了——先是对整个社会的绝望，再就是对自己写作心态、写作能力的绝望。

一个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认不清自己处身的社会，没有一个清白的心灵，精神被种种外在、内在的框子圈住，这时，他再有能力，也已发不出来，不然只能口是心非了！

“口是心非”

对于王朔这样的二流作家，也许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因为他是个极其实际的人，很识时务的人，这种人做人是没有底线的，灵活应变的，他们真是太灵活了，时代、环境变了个一，他们立马儿比它变得还快，变作二，变作“二百五”

。

最起码也要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女主人公——“适应”

了再说。

而这时候你的老实巴交，老舍的不知道与时俱变，王朔说了，那叫犯了“鄙视人类罪”

。

这样的罪名很大，比“反革命”

还严重。

“反革命”

不过只属于民族国家，不知道“适应”

却是和整个人类作对。

王朔的语言坑人，泼给老舍的污水还算小吗？

他不清楚，“哀莫大于心死”

，心灵已死的老舍像海明威那样，感到活在世上已经一无作为，生不如死，这才能毅然决然地自尽！

如果不绝望，如果老舍确信自己还能有信心保持一个虽说屈辱，但却平和、实在的心境，那么他一定不会像王朔认为的那样“傻逼”

，他会写完《正红旗下》，给王朔们一个说法的。

看来，一个绝望的人，他可能在乎自己的“人格”

，但“人格”

决不是最紧要的。

司马迁的不死，你不能说他毫无“人格”

，苟活了。

同样，老舍的死，你也不能说他太要“人格”

，不知轻重，不懂得像王朔们一样能够权衡利弊。

因为这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可以权衡利弊的问题。

历史学家在解释这个时代时是这样说的：

心理学家能够解释失落感、持续的不安全感、紧张感与持久的疲劳感和反复的灌输相结合是如何能够泯灭个人的内在个性，并且制造出巨大压力，对于许多人来说，惟一能够逃避这种压力的途径是屈从于权威。

老舍不在上述“许多人”

之列，也不属王朔父母们那种特殊包装和身份的幸运儿（军官），当他置身其内认清“权威”

的实质，明白身周的一切后，他绝望了，自觉选择了不屈于权威，选择了死亡。

至于作品伟大性和作家人格的关系，那是又一个问题，一个确实重要的问题。

王朔们没有多少“人格”

，或者说对“人格”

一类的东西满不在意，这才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他们自我感觉良好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说一个作家，生前无论产生过怎样大的轰动，受过多么高的荣誉，得到了如何厉害的赞扬，我们也不能据此以为他的作品就一定优秀。

“一些假光彩，风格的新奇，一种时髦的耍花枪式的表现方式，都可以使一些作品行时；等到下一个世纪，人们也许要睁开眼睛，鄙视曾经博得赞赏的东西。”

那么，怎样的作品才不过时得很快、赢得一代代后人的赞美、最终成为经典之作呢？我说不好别的，但敢肯定，王朔类缺少“人格”

的作家作品不在其中。

王朔们缺乏人格和深度，照理不该受到我的责备，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他拿自己作品的浅薄无聊，来抵制“人格”

，反对作家“做人”

的重要性，背下里又是在张扬、鼓吹他那种流氓习气和作风，所有的观点又那样似是而非，看不见芸芸大众的苦难，仅为一己之利振振有辞地辩护，轻视责任、思想，什么都不想背负，什么都想嘲弄一番，像大气一样轻盈潇洒，也像大气一样浮薄无味，这是我不能不批评他的来由。

在我看来，这样的人也只配浅薄、无聊，他那心灵的内在听力极差，只有一对敏锐而贪婪的眼睛和追求奢华享受的能力。

苛刻点说，这样的人才真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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