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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痞子文化以王朔为例（第26页）

了。

老舍的死是肉体的死，至多已经停止了思考；王朔们的“死”

是活着时就开始的，是一种更真确的死，这种死是人性的蜕化与泯灭，是思想、参与、行动上的天亡——他们向着无意义、无价值的那部分世界彻底缴械投降了！

王朔又把老作家分为了两类，一类软，“软到人尽可夫”

，一类硬，“硬起来便一头撞死”

，认为他们能有这种表现，原来都因为两者“不把写作当回事”

。

真这样吗？

老作家就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忍辱负重、写出了流芳百世的著作？

《管锥编》不是吗？可能王朔要说我读不懂，而王朔读不懂的又大抵是不入他法眼的。

所以，他一向以自己的读不懂，来说明人家是狗屁。

况且，作家们的“硬”

与“软”

，岂是由于他们“不把写作当回事”

呢？照这样说，就只你王朔才把写作当一回事了？

而司马迁的“迁就”

、隐忍，在王朔看来说不准也是“软”

，软得“人尽可夫”

呢——他只学了点初等算术，除了“一分为二”

，当人为鸡巴，不是“软”

就是“硬”

。

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明的分划办法呢？

当然，王朔说老舍有他的条件，这就是他们的北京话都讲得特精彩。

读王朔的那些不错的小说，除了欣赏他的语言以外，我的心头也时常有一种酸溜溜的意味，为人物的生存境况打动。

那些人吧，多半太识时务啦，该憎恨、反抗时不怒不怨，逃得远远的，这是一种人；另一种人则是特玩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调侃着、嬉戏着，一半是幽默好笑，一半是苦涩无奈，而所有人都同样无聊，除此而外，他们就没有多少“生活”

了。

或许王朔的兴趣仅在于这些。

他说一进入写作状态后，脑瓜儿里的词儿就噌噌的往上冒了，“写小说最吸引我的是变幻语言，把词、句子打散，重新组合”

，“小说的语言漂亮，本身就有极大的魅力”

。

所有的语言又都是活生生的，主要从各行各路流行的口语里来。

借助最多的则是“城市流行语”

。

后来，他摸到了这些流行语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和故事发展的气氛，王朔编了一些貌似口语化的东西，比较粗糙，它们和老北京的方言已经大相径庭。

真正的老北京方言只在老舍那里才是地地道道的，它们连王朔也听不懂了，现如今只有胡同里的老人才讲，因而经历了一个“从活到死”

的过程。

不过，王朔所说的流行语，绝大部分倒是市井卖浆者的玩话，用他自己的一个说法叫做“一点正经没有”

。

这些人特定的背景身份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同时也限制了作为作家的王朔：在这些语言里，有的是机智、俏皮，游里游气，一切都那样滑不溜秋，所有的人都在为讲话而讲话，没有任何其它目的。

所以，他的小说是为语言服务的，语言是王朔小说的中心与核心。

虽然达到了“让后人知道这会儿的人是怎么说话的”

这一王朔为自己规定的最高目的，但是，别人读小说的主要目的一定不在这里，否则听侯宝林的相声更为痛快，何必劳心费神？

而且，王朔的语言看多了就显得重复、罗嗦，摸到了“规律”

也许是桩好事，可是有了这些规律，出场人物的讲话就一个调子、模式、味道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调子、模式、味道呢？在我的感觉里，只有一个，即就是“痞的”

。

所谓“痞的”

，指的就是一种坏的意义上的机智、幽默、游戏、讽刺等等，至少它们是不积极的，使人沉沦更快、无意于引人向上的。

设若它们有感觉，那么它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就是完全、彻底地融进去，而不论世界如何可恶，它们都认可它、接纳它，在认可、接纳的前提下，来点小幽默、小调笑、小嘲弄、小游戏，不痛不痒，也痛也痒，无伤大雅，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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