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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民网络参与的双重效应（第1页）

一、公民网络参与对政府管理构成巨大挑战

（一）公民网络参与冲击政府行政理念

长期以来，受到封建政治传统和建国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国政府及很多政府官员形成了较为顽固的政府行政理念。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传统行政理念越发不能适应当前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需要。

在西方，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等政府改革运动风起云涌。

我国政府也适时地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但是，整体看来我国政府并没有摆脱传统行政理念的束缚，缺乏对政府权力来源和服务目标的认识。

而网络参与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政府行政理念，迫使政府改变固化的思维方式，加速其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首先，网络参与冲击政府社会管制理念。

管制理念意味着“政府的行政权力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使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行政权力的严格控制之下，很少有自主行动的余地”

。

管制型政府得以运行的基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政府能力的无限和政府对信息的垄断。

在互联网产生之前，在我国管制型政府的这三大基础比较牢固。

但是网络参与的兴起，管制型政府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了变化：公民通过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挑战政府权威，网络民意的聚集产生了足以与政府抗衡的社会力量，消解了原本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的公共权力；在信息时代，社会公共事务呈几何级增长，在社会治理中全能政府将不复存在，政府失败随处可见。

想实现“善治”

的目标，政府必须与公民和社会进行合作，使公共管理吸纳公民参与；互联网上信息传播的方式彻底打破了政府的信息垄断，当公共事件或政治社会焦点问题产生，信息会迅速在互联网上扩散，为了避免社会的猜疑和恐慌，政府不得不将信息向全社会公开。

其次，网络参与冲击政府为民做主理念。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对好官的定义是能够为民做主，为民做主也就成为几千年民众的政治期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也主张各级官员为民做主，这成为政府工作的惯性思维，以至于民间流传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的俗语。

互联网兴起后，民众不再满足于得到清官、好官的眷顾为自己做主，而是更加追求在公共事务中自身的主体地位。

网络参与带给公民亲身参与、亲自体验的现场感，使政治与公共管理不再是与民众自身相距遥远的精英活动，而是民众能够亲自融入的与政府的交流互动。

这种追求个人偏好的表达和行动要求政府改变为民做主的思维惯性，不需要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事事替老百姓决定。

民众需要的是在一定范围内和条件下的自治，这种自治以意见表达为先导，而互联网和网络参与成为了公民真正意义上自己当家做主的最佳渠道。

第三，网络参与冲击政府“官本位”

理念。

“官本位”

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了封建政治价值观。

“官本位”

是指国家的社会价值观由“官”

来衡量，价值的大小由官的大小决定。

**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一切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

在“官本位”

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乃至全社会形成了一系列“官本位”

政治产物：如严密的等级制度、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和谄媚、以官的等级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民众对官的畏惧心理与渴望做官的心理并存等等。

可以说，“官本位”

思想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但是网络却悄悄侵蚀着“官本位”

的根基。

在互联网上，人的社会地位和种种符号被隐匿，网络社会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府官员都以网民的身份平等对话，没有等级之分。

在互联网上，网民可以直接向政府或者官员进行意见表达，草根政治的特点初步显现。

公务员和许多领导干部也一改平日高高在上的官方形象，以网民的身份与民众进行交流，以聆听者的心态对待民众的利益诉求，这无疑实现了对传统“官本位”

思想下的政治形态的突破。

（二）公民网络参与揭露官员行为不检

官员的行为不检是政党和国家发展的毒瘤。

贪污**、作风腐化等官员道德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和政府明确惩治的对象。

中国的反**力度不可谓不严厉，每年都有一大批贪官落马；但中国的**问题不可谓不严峻，各行各类**行为仍层出不穷，可谓“前腐后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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