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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士人传播总论（第3页）

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相朋党以相渔夺，号之为“棚”

，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势，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

其不第者，率多喧哗，考功不能御。

《封氏闻见记校注》卷3，北京，中华书局，1958。

尽管唐代“众科之目，进士为尤贵，而得人亦最为盛”

《文献通考》卷29。

有唐一代524个宰相中，进士出身的就占了232人，几乎一半。

参见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771页。

但唐代科举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并不在此——毕竟，以三百年之时段而见诸《新唐书》的有名有姓的进士才不过850名参见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69。

而在于由此催发了一个以读书仕进为志业的社会阶层——士人。

他们中除一小部分人有幸登龙门、取功名、居庙堂之高外，其余大多数都始终滞留民间，终生处江湖之远，成为进退裕如左右世风的活跃势力。

此时，士人阶层的正式形成，便使得官方与民间的黑白两造之间，出现了―片色泽不清的灰色地带。

其间人士非官非民，而对官方与民间又都联系甚广影响至剧。

用冯尔康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的话来说：“科举制下的士人不仅是一个文化群体，而且成为一个候补官员群体。

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士人又是一个开放的群体，她不断从平民中吸收成员，又源源不断地将其成员向官僚队伍中输送。

因而她作为一个整体，又对其他阶层、集团的构成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从这一点来讲，科举制下的士人是社会中最为活跃的部分。”

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777页。

借助于社会史的考察，我们不妨将士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化过程简单化勾勒为：策士（先秦）——儒士（秦汉）——名士（魏晋）——进士（隋唐）——绅士（明清）。

不管士人的面貌如何更迭，传统怎样演化，其内在气质与本质属性还是一脉相承、始终如一，亦即古代说的劳心者，而现代说的知识分子。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士人等同于今天的知识分子。

当今中外学人往往视士人或士大夫为“学者·地主·官僚”

的三位一体，这种对士人的界定正是以学为本的，倘若没有学者居于其首，那么不管他的地置得怎么多，官做得怎么大，终究只是一介粗人（土豪武夫之属），而算不得士人。

士人之为士人在于他首先是个知识分子。

“社会的良心”

熟悉西方思想文化的人都知道，所谓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是有特殊涵义的，并非泛指一切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不错，知识分子必须具备某种专业知识或技能，从而得以从事某种劳心的职业，像教师、律师、医生、记者、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等。

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那么他仅仅只是个专家，而不能称为知识分子。

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还必须对国家、社会以及世间一切公共事务保持普遍而深切的关怀，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及其团体的私利。

换言之，知识分子的内涵主要不是来自“知识”

，而是来自于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强烈的、不由自主的超越精神、启蒙（韦伯曾无理而有趣地解说道：“中国的蒙字象征一头猪在杂草中”

［德］韦伯著，洪天福译：《儒教与道教》，15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意识、怀疑态度和批判力量。

所以，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

，视之为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正义等）的维护者。

据此，余英时先生指出：

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

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

极为相似。

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

便已规定了“士”

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

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

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力量。

所以汉末党锢领袖如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

，又如陈蕃、范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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