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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士人传播总论（第4页）

。

北宋承一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终于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

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

一直到最近还能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

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

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

的功用。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第2页。

由此看来，仅以社会身份界定士人显然远远不够。

士人不独为一种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的知识阶层，而且更是“社会的良心”

的承担者，或曰中国文化中那个“道统”

的承担者。

对士人来说，穷与达、显与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失其道。

正如孟子所言：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尽心》上。

总之，士人的特性不在其客观的社会身份，而在其以“道”

自任的担承精神。

纯粹意义上的士，应是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即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孟子·梁惠王》上。

自从《谷梁传》中说到“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谷梁传》成公元年。

四民的排列次序至汉代初年方确定为士农工商，见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228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

士便一直被当作四民之首。

其实细究起来，士与民并非相容关系，而属对立关系（对立不等于对抗）。

以上所述已从不同层面显示了这一士与民分执一端的对立情形，现在我们再从文化这个最棘手而又最切当的关节入手进一步剖析之。

通常，人们不难听到这么一些对举的提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民俗文化与经典文化或用学术话语表述的大传统（great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等等。

这些提法本身其实就隐含着士民分殊的意味。

邵建先生以当代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畸形膨胀为背景，分析了官方、大众和知识分子三类文化形态，并将三者恰如其分地概括为来自官方的意识形态文化、来自知识分子的意义形态文化和来自大众的意象形态文化，进而得出结论：“一边消解传统的意识形态，一边颠覆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意义形态，这就是意象形态力量的双重显示，也是当今文化的世界性大走势。”

邵建：《西方社会面临“意象形态”

的挑战》，载《东方》，1996（6）。

他的分析在为我们的三驾马车说提供了一个当代范例的同时，也无异于再次凸现了寻常百姓与知识分子的“各行其道”

。

对士与民的对立真正给予深刻而透彻解析的，还是继韦伯之后的社会学家帕森斯。

帕氏在出版于1966年的名作《论知识分子》（OnIntellecualls）中，第一次区别了社会系统与文化系统，在他看来：

社会系统，是在行动单位——个人和集体的单位中，为互动的迫切需要而组织起来的。

在另一方面，文化系统则是为符号系统中意义的模式化而组织起来的。

［美］帕森斯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

：一个社会角色范畴》，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355页。

简单地说，社会系统追求行动，文化系统属望意义。

而意义是对行动的规范：

相对于更为通常意义的行动，意义系统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在其重要性上总是规范性的。

同上书，355页。

由此出发，帕森斯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这样一种人——“他把文化关注置于社会关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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