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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士人传播总论（第5页）

，而“那些负有社会责任的角色，倾向于为了社会兴趣而宁可牺牲文化兴趣”

同上书，356页。

依照这一划分，中国古代习称的四民实际上分属两列，一列是社会系统的“民”

，一列则是文化系统的“士”

。

前者“首先与那些社会系统中的功能相联系”

同上。

而后者“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

［德］韦伯著，洪天福译：《儒教与道教》，127页。

帕森斯在划开两大系统后，进而指出文化进程中有两个广泛见于历史的“基本的进步”

，一是文字的发展，一是哲学的突破。

他说：“只有伴随着书写，文化内容与其由之发源或被运用其中的社会背景的分离，才成为可能。

……无论如何，书写都能使传统摆脱了对口头交流的依赖，并使之脱离易忘的记忆而‘固定’下来。

确实，没有书写，任何方面都不能有我们所理解的那一意义的‘历史’那种东西。”

［美］帕森斯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

：一个社会角色范畴》，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357页。

帕森斯将文字的发展视为文化系统得以同社会系统“分庭抗礼”

的首要条件，与我们的看法不谋而合。

我们认为，两个系统以及相应的两类传播——士人传播与民间传播间的一切分殊对立，追根寻源都可归结为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双峰并峙、二水分流。

正是由于交流方式的不同，从而形成传播类型的差异，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区别。

这实在是个看似寻常却奇崛的道理。

拿中国来说——士大夫阶层那种“机智的文字游戏、婉转的表达法、引经据典以及洗练而纯粹的文字修养”

［德］韦伯著，洪天福译：《儒教与道教》，155页。

等，还不都是基于汉字及其特性么？无怪乎韦伯要说：“士人的威望并非基于一种由神秘的魔力所构成的神性，而是基于此等书写与文献上的知识”

同上书，129页。

“而其社会地位也是基于这种书写与文献上的知识”

同上书，128页。

至于帕森斯“哲学的突破”

（philosophicbreakthrough）这一观点，在囯际学界更是引起广泛兴趣。

他所说的突破乃指：

在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中的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至少是部分各自独立地和以非常不同的形式，作为人类环境的宇宙性质的明确的概念化，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伴随着这一过程，也产生对人类自身及其更大意义的解释。

［美］帕森斯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

：一个社会角色范畴》，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357页。

按照这一突破理论，世界上几个主要文化系统中的学术传统与思想体系都是在这一千年中定型的，由此而形成了各自看待自然、社会、历史的理念，并使之凝聚在一套独特的话语之中，文化的基础由此而奠定。

在这一过程中，圣哲人物的出现及作用尤为重要。

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的先知，印度的释迦牟尼等，都是哲学的突破的代表。

一句话，“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通过反省，思想的形态确立了，旧传统也改变了，整个文化终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界”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91页。

上述两个基本的进步特别是哲学的突破，带来两个特别显著的后果，而这两个后果又都作用于作为“社会角色范畴”

（socialrolecategory）的知识分子：

其中之一，就是一些特别团体的日益增长的显要地位，这些团体由以不同方式在文化事务上形成专门家的社会群体与角色类型组成。

［美］帕森斯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

：一个社会角色范畴》，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358页。

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纯粹文化功能上的精英群体。

按诸中国历史，最早的士恰恰是在商周时代亦即哲学的突破发生之际出现的，正如余英时所断言的：“中国知识分子之形成一自觉的社会集团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才正式开始的。”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87页。

另一个结果，就是教育“在更为精致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超越了最简单的门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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