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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士人传播总论（第6页）

特别是在中国，一旦孔教得到了教条的地位和变为官僚资格的前提，其教育的正规学校就被建立了”

［美］帕森斯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

：一个社会角色范畴》，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360页。

当一种文化传统经由文字而发生哲学的突破或曰“超越的突破”

（transcendentbreakthrough）后，教育便仿佛成为程式化批量化地塑造知识分子的母机，“相对纯粹的文化关注之中的专门化过程才趋于结晶出来”

［美］帕森斯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

：一个社会角色范畴》，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360页。

以中国为例，三坟五典之类的经典文本以及大量的注释、考辨、解析等著述，多是出于教育的功能，出于培养“以此道觉此民”

（《孟子·万章》下）的士人的需要。

综上所述，无论从社会史考察，还是从文化史辨析，无论是基于士在历代的作为，还是鉴于知识分子在各类传统中的角色，我们在清点传播的遗产时，都不能不把士人单列一项，不能不突破官方民间的平面格局而确立一种三维空间的架构。

如果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到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第1页。

如果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是历代士人所期许的志业，那么他们事实上就是以韩愈首倡的“道统”

而与官方的政统和民间的传统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这一事实，足以成为士人传播之独立成列的根本依据，成为“官方·士人·民间”

三种传播类型的划分缘由。

唐代的士

“就中国的盛世与文化的真正创造而言，唐朝的光芒至今仍闪烁不息。

唐代首次（公元7世纪）规定了士人的地位，并设立了培养他们的大学。

另外又创造了翰林院，即所谓的‘科学院’（Akademǐe，或译研究院）。

翰林院首先是编纂史书以了解前贤往事，其次它负责检查皇帝的行为是否符合习俗或道德标准。”

［德］韦伯著，洪天福译：《儒教与道教》，139页。

韦伯的“外行”

话听来固然似是而非，不过唐世士人的地位着实非比以往，士人的形象更是生面别开，其独立性、能动性与自主性都表露得异常鲜明。

极而言之，唐代文明的圣火是由这一有声有色的士人群体高擎着簇拥着，大唐盛世的风采更被他们的风流俊爽渲染得光华灿烂、耀眼夺目，不论清流抑或浊流，他们均为有唐一代活灵活现的灵魂，犹如大河上下的波涌浪翻，飞珠溅玉。

设非如此，假如唐代的历史星空上没有这般个性鲜明、闪闪烁烁、文采风流、光照千秋的士人，那么不管大唐的武功多么显赫，国力多么强盛，疆域多么辽阔，四夷多么宾服，充其量也不过是另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元之世而不免乏味、沉闷、索然无趣。

程蔷与董乃斌先生在《唐代的精神文明》一书中，提出一个颇有启发的见解，即士风是世风的代表，是世俗风气的集中体现。

他们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其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的基本特征，往往更为集中、典型地蕴含着时代文化精神的内核和本质。”

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405页。

概略地说，唐代的世风也以安史之乱为界划开前后两段，前段承续古风，后段开启新尚。

古典文明至盛唐而臻于极致，近世潮流从中唐而渐启端续。

古典者，大漠风尘的英雄主义也；近世者，小桥流水的平民主义也。

正如费正清等所言：

六朝和唐代前期在许多方面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最后阶段；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

事实上人们可以称这一时期为“近代早期”

阶段，因为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

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

［美］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118页。

费正清乃美国首屈一指的汉学家，他的见地自非韦伯的隔靴搔痒所能比。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柳诒徵先生在其传世力作《中国文化史》中也写道：

自唐迄宋，变化孔多。

其大者则藩镇之祸，诸族之兴，皆于政治文教有种种之变化；其细者则女子之缠足，贵族之高坐，亦可以见体质风俗之不同。

而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

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

前者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

综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化之迹焉。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488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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