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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士人传播总论（第9页）

等，皆绝唱，脍炙士林。

在晚唐诗人中，霄壤不侔矣。

《唐才子传》卷10。

文中的“脍炙士林”

一语，尤堪留意。

它表明王涣的“惆怅”

不独为个人的心绪，也是士大夫共同的隐衷，因而才产生普遍的共鸣。

《诗品》的作者、晚唐时人司空图在一封《与王驾评诗书》的信里，有一段精炼勾勒唐代诗风演化线索的文字，而这段文字也等于传神地显现出唐代士风的迁转：

国初雅风特盛，沈（佺期）、宋（之问）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王昌龄），宏思至李杜极矣。

右丞（王维）、苏州（韦应物），趣味澄复，若清流之贯远。

（中唐）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

元（稹）白（居易）力勍（强劲）而气孱，乃都市之豪估（巨商富贾）耳。

刘梦得（刘禹锡）、杨巨源亦各有胜会。

浪仙（贾岛）、无可、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

（晚唐）厥后所闻，徒褊浅矣。

河汾蟠郁之气，宜继有人。

《全唐文》卷809。

这就是典型的唐代士人及士风，由此而构成了唐代士人传播的行为主体。

唐代的士人传播

我们所谓的唐代士人，实际上包含着泛指与确指两层意思。

从泛指的层面讲，指所有以读书为业的文化人，其中既有布衣，也有官宦，既有处士，也有显达，亦即常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

从确指的层面讲，主要指开科取士之士，亦即唐人说的“士子”

、“举人”

。

他们又可细分为三类：一是已经科举及第的进士、明经等；二是获得应试资格的贡举人——包括国子监保送参加考试的国子明经、国子进士和各州每年选拔的乡贡明经、乡贡进士等参见吴宗囯：《唐代科举制度研究》，291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三是尚未获得科举考试资格的一般读书人。

三者人数依次呈大幅度递增之势。

有幸中举的从来都是极少数，“进士录取人数每年不过二三十人”

同上书，63页。

前来应试的贡举人数目则已相当可观，如杜佑说：“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

《通典》卷18。

赵匡也说：“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

《通典》卷17。

至于埋头苦读而准备参加各种预选以争取应试资格的士人，则多得难以全面统计了。

这三方相加，便是我们确指的唐代士人。

这里之所以要用科场的标尺来界定唐代士人，是因为对于当时的一切“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

隋文帝仁寿三年七月求贤诏，见《隋书》卷1。

来说，不管趋之若鹜还是不屑一顾，事实上他们都直接间接地被卷入科举制度的人生游涡，都无可逃避地被置于科场功名的社会磁场，即使真的清高自守满不在乎，内心也不能不受这套机制的挤压。

贞观初，唐太宗有一次微服私行，看到鱼贯而出的新科进士而露得意之色，欣欣然说了句流传千古的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箭能射及的范围，喻牢笼、圈套）矣！”

《太平广记》卷178。

此言看似大话而实则一点也不夸张。

天下的士人确实被始于隋而兴于唐的开科取士制度一网打尽了。

明确了唐代士人的概念，士人传播的含义也就容易说明了。

它无非是指发生于士人中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流通。

此类交流包罗广泛，其中新闻传播只是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由于士人处于上通官方下联民间的社会位置，更由于他们在制约信息影响舆论上的传播能量，他们的一切交往行为便自然构成唐代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方面。

至于唐代的士人传播具有怎样一种面貌？它由哪些要素所构成？形成何种特色？产生何种影响？在中国新闻传播发达史上处于什么位置？等等。

这些都是下面所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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