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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士人传播总论（第10页）

我们先总论，再分论，先全面踏勘，再重点钻探。

在唐代，士人传播主要借助于语言与文字。

前者的作用体现在交友、远游、拜谒等活动中，后者的功能展示于通信、题诗、著述等行为上。

前者属直接的信息交往，后者为间接的人际传播。

士人间的直接交往虽然也有别于草民百姓，像“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一类的雅事，就不是普通民众所能企及；但是，用语言交流信息的实质则对士民并无二致。

然而，士人间通过文字的间接沟通，就与普通民众无缘了，士人传播的真正意义也正在于此，它的种种功能与特征说到底都源于文字这个似乎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的东西。

士人传播的内容，一般不外乎经籍、诗文、政事与时务四个方面，即隋文帝所说的“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

和隋炀帝所说的“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

《隋书》卷1，卷3。

之属。

其中，政事与时务多属新闻，与现实密切相关。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人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之伦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第10页。

所谓社会良心，既指他们的超越性追求，更指他们对国计民瘼的入世性承担。

这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于歌诗，播诸人口，往往便成为舆论的焦点。

正如白居易在一封致元稹的书信中，谈及自己的诗歌广为流传毁誉不一的情形：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

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说矣。

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

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

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大率如此，不可遍举。

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

……呜呼！

……（岂）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

…………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

由是增价。

又足下书云：到通州（四川达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

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旧唐书》卷166。

同为人际传播，士人的交往相对于官方与民间就享有更大的言论空间和自由度，后者一则受制于谨言慎行的自律，一则受制于无权无势的他律。

因而，士人间的消息传布、信息流通就显得异常活跃，凡事经过士人一传总能引起朝野关注的轰动效应，所谓“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遍天下”

《唐才子传》卷7“赵嘏”

。

在士人传播中毫不稀奇。

被当成不掩人善的典故“说项”

，就颇能说明问题。

据《尚书故实》记载：

杨祭酒敬之爱才公心。

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

因此（项斯）名振，遂登高科也。

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下册，1238页。

另据《唐摭言》，牛僧孺始举进士，尚未知名，以诗文拜谒当时文坛巨擘韩愈、皇甫湜，得二公赏识，意欲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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